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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对军事信息传播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10-31 02:18:52 已有: 人阅读

  对于新媒体,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新的互动媒体既对现实产生了威胁,又对未来承诺了激动人心的了解世界的新方法。”这较为形象地指出了新媒体给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对新媒体技术浪潮的奔流涌动,有人看到的是媒介的与未来;也有人以为这不过是“一笑而过”的喧嚣,尘埃落定之后,还是会被主流媒体拉回到常规化、工具化、权力化的媒体形态。甚至有人预言:新媒体所表现出的简短、随性与非理性等特点可能会把人类社会带入到“碎片”化的思想荒芜时代,整个国家没有核心的声音。对新媒体“拍手”也罢,“唱衰”也罢,均源于我们自身对这一新型媒体形态及传播技术本质特征的认知和理解。

  现代媒介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媒体都需要有“技术条件”“传播组织”和“文化传播理念”三方面的支撑。由此,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内涵变化也必将首先且主要表现在这3个层面,即是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但表现为技术内涵的升级,同时也应该包括组织内涵的变化,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

  首先,从传播技术层面上理解,新媒体既不是传统的电视广播与报纸杂志,也不是基于web1.0技术、已被世人熟悉和接受的“仅具备单向信息发布功能”的传统互联网媒体,而是基于web2.0技术,实现了交互功能,允许用户参与内容制作并实现即时发布信息的新兴网络媒体。由此,从技术内涵上讲,新媒体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对交互性网络技术的运用。故新媒体又被称之为网络媒体。

  其次,从传播组织层面上理解,新媒体传播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或新闻机构,还包括诸如门户网站、手机运营商、BBS论坛、博客、社交网站及视频共享网站等,最重要的是还包括你我每一个人。大众由过去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衍变为既是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发布者;由过去的信息消费者,变为信息产消者。所以,从组织内涵上讲,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传播渠道、传播范围无限扩大。

  再次,从文化意义上理解,新媒体在话语权结构上发生了权力变迁。按照香港大学教授邱林川的观点:“传统媒体是一种精英主导、预先策划仪式性传播,强调共识性主流文化价值观,有着成熟的行业道德及规范约束。而新媒体则打破了这种话语权力关系,转变为向社会底层赋权,信息可以绕过既有新闻体制让普通百姓说话,信息传播变得廉价而彰显个性,公民话语权逐渐提升。”即是说,新媒体改变和提升的是民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质是公众权力的进步。新媒体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民众参与的最大化”,在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不难得出结论,从文化内涵上讲,新媒体最大的变化就是话语权关系的变迁,这也是新媒体所应体现的特征之一。换句话说,只有涉及影响话语权的媒体才是现时媒体环境下与传统媒体存在代级差异的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比如脸谱网站(Facebook)、优兔网站(YouTube)、推特( Twitter)、聚友网(Myspace)等允许民众参与内容制作及信息发布的社交媒体。而对于网络电视与报刊杂志,户外液晶等受新媒介技术影响的媒体形式,则不应属于新媒体范畴。这些媒体形态只能算作是“新瓶装旧酒”,因其遵从的文化传播理念依旧是信息垄断。从现有掌握的资料看,美军所指的新媒体主要或者说就是指网络社交媒体。其国防部及各军种部颁布的新媒体手册,主要针对新出现的社交媒体,有的直接以社交媒体命名。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传统媒体存在质的区别,改变和丰富了军事信息的传播模式。一是新媒体实现了“双向或多向”的“对话式”传播方式,信息通常以“交流+反馈”的在线互动方式传播。区别于传统媒体环境下 “单向”与“独白”的信息传播模式。新媒体技术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媒体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信息传递呈现为“双向互动”及“多向交流”的活跃境况,信息传播所关注的重心由“发布”转向“交流”。新媒体所带来的传播模式的改变,对于诸如军事领域的宣传、心理作战等有目的、有组织的信息传播活动而言,最大益处在于新媒体技术增强了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反馈环节,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应变性、即时性与针对性。借助新媒体的交流互动,传播者可以及时跟踪、检查传播效果,实时调整传播策略。较之以往使用传统媒体手段所进行的心理作战,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反馈手段,对于心理战效能的评估,主要是通过量化的方法,比如,投送传单的多少,广播喊话的距离和覆盖范围等;或者是通过抽测调查的方法,观察信息传播之后目标对象的外在变化等,评估周期长、效果差。新型媒体恰恰弥补了这一技术空缺,心理战人员可通过与目标受众的“在线”互动交流,根据受众回贴留言、网页浏览次数、“顶”和“踩”的数值等判断心战信息的传播效果。

  二是新媒体实现了“分众”与“点对点”传播,信息可以通过“授者‘定制’+受众‘网购’”的方式局域传播。传统媒体受技术条件及传播成本的制约,信息传播通常是面向大众的、普遍撒网的“面”传播,基本上是“发射后不用管”,达不到实际意义上的“小众”化的“点”传播,势必影响到信息对每一目标个体的影响效果。显而易见,新媒体点对点的传播方式,对于心理作战中的军事信息传播而言,意义非凡,其技术理念与心战宣传所要求的充分重视目标受众个性化差异相一致。进一步讲,新媒体为心理作战实施“点穴式”心理攻击提供了技术保证。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使用新媒体的定向传播、小众传播,积极地开展心理战,取得不菲的战绩。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战前,英国情报局通过信息情报,同时也借助 “网络痕迹”等技术,掌握了利比亚高级官员及军事的手机号码及信箱地址。英国心理战专家凭借新媒体技术,针对不同的对象,发送针对性信息。通过网络向利比亚高层及军官的邮箱或手机发送说服性、劝降性信息,而对于阵地指挥员而言,多以恐吓信息为主。做到针对不同对象、不同需求和不同的心理认知,定制和发送针对性心理战信息,取得了预期的传播目的。

  三是新媒体实现了在线“家居式”传播,信息在“圈子”内以“社区+生活”的方式展开“友际”传播。在信息“爆炸”与“冗余”的当下社会,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受关注度和可信度,否则就会石沉大海、击不起丁点涟漪。像在邻里间生活当中交流一样,新媒体的“家居”式传播,给民众以参与的热情和友善。有美国学者就认为:为大众提供参与的机会是21世纪媒体的发展趋势,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在于民众的“参与”和“体验”。这一优势降低了“吸引眼球”和“愿意相信”的门槛,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对于军事信息的传播而言,要想在敌对一方建立关注度和可信度,其成本和难度系数都是相当高的。而新媒体的出现为提高军事信息传播效果创造了条件,新媒体所提供的价格低廉的社区论坛、博客空间、留言板等虚拟平台,在为民众参与公共话题讨论提供场所的同时,也为志趣有交集的不同人群建成虚拟社区、开辟个人空间,长期浸润其间的民众已然将其视为与现实生活相辅而行的生活交往方式,逐渐形成独特的网络思维方式和网络生活习性,并以此结成“网友”脉络、形成不同的“圈子”。研究表明,相对于充斥海量信息的外部媒体环境而言,网络受众对其习惯的虚拟社区所传播的“圈内”信息更加认可和信任。这就为提高军事信息的有效传播提供了可行性。对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领域的斗争而言,掌握技术优势的一方可通过设定和营造特定的信息生活环境,并以意见领袖的方式网罗、建构或参与不同的社区群落,通过网民在网络社区、博客空间等虚拟世界的实践生活、思想交流等活动,积淀和形成信息传播者所希望的心理和认知环境,塑造信息传播者预想的心理品质和思维习惯。借助网络积淀的“亲情”,“站在人群中”向民众潜移默化地传递己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更易为对方接受和认同,达成心理作战所希望的效果。2009年“伊朗大选风波”中,西方国家就利用推特、脸谱等新兴社交网络加强与伊朗民众的接触,通过在社区网络上建立起的民众基础,广泛开展政治动员和掌控,为动荡局势推波助澜。

  可以说,虚拟空间已成为信息化条件下人们日常生活的特殊空间,也已形成了具有特定行为习惯和心理品质的网络群体,在这些网络群体内部容易达成和建构集体认同,从而提高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关注度与可信度,为进行社会动员、挑起和鼓吹社会运动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工具。西方国家对互联网的研究与运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互联网当作新型的动员资源。

  这里所说的信息生成方式,是指信息流通过程中的信息产品的形成方式和表现形式。生活在网络信息环境下的我们,都能感觉到新媒体所引发的两大冲击波:搜索引擎和用户用于发布信息的网络工具。正是基于此,带来了信息生成方式上的两大性变革。首先表现在产品的存在形式上。传统媒体环境下,信息发布者习惯于将所制作的信息产品视为相对静态的信息成品,习惯于在经过一个或数个传播周期后,跟进更新或调整更改推出下一信息产品。就好比电视系列片的关系,每一次传播的信息产品都是一集剧本固定的电视片,而每集剧情之间是系列推进的过程。而新媒体的交互及反馈功能,打破了这一信息生成及表现形式,信息更多地呈现“碎片”状,每一信息产品的推出都瞬间存在“更弦易音”“节外生枝”的冲动和可能,在新媒体即时开放的信息交流中,信息产品更多地表现为动态的演变过程,所谓的信息成品很可能仅是对某一阶段信息竞争结果的总结论述。美国国防部公开信息情报中心人员蒂莫希·坎宁汉在《新兴媒体的战略传播》一文中对此也有相近的论述:“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已不再是传统媒介体系所制造出的信息成品,更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发展中’的信息。在复杂的新兴媒体环境下,交流会不断演变,不断会被话题所包含或融合,它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很难控制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形态和效果走向。”

  其次表现在信息产品的生成方式上。随着搜索引擎的出现,人们查找和学习知识的方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由过去的“静态摆放”转变为经计算机“检索排序”而生成。在搜索结果中,信息能否“置顶”或出现在菜单首页,对于信息能够对用户发挥作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时代周刊2012年3月1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改变你生活的10概念”一文中就指出:随着洪水般的信息使我们的脑袋无法承受,我们越来越多地把记忆的任务移交给搜索引擎和智能手机。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贝齐·斯帕罗教授的研究也表明:(现代社会中)当我们不知某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思考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考虑通过何种路径寻求我想要的。

  这些变化,对于军事信息传播活动而言,其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也对军事信息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军事信息传播必须适应信息产品的动态变化要求,掌握信息流向的主控权。在新媒体环境下,军事信息传播者必须懂得:信息的最初发布仅是一种信息输入,这一信息会在互动、交流过程中不断演变,信息传播者必须根据事态发展,积极主动地参与新媒体的在线交流及讨论,及时补充、跟进或调整信息内容,影响信息阶段性产品的生成与发展,掌握信息与的主导权。综合以上,传统新闻发布会与记者招待会等单向的、独白式的交流方式,操作简单,但由于缺乏互动和反馈从而影响其效果的发挥。而参与新媒体的在线交流及讨论,虽可以第一时间发声,掌握信息与的主导权,但却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这就对我们对于新媒体的传播与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就是说,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者将很难控制信息传递的最终形态和效果走向。

  二是适应用户定制信息的变化要求,在信息提供的数量和质量上保持平衡。鉴于搜索引擎对于信息生成方式的影响,能否使所发布信息入围首页菜单甚至“置顶”,成为决定信息生成的关键因素。目前出现的“”现象就是某些居心不良之徒应对这一变化的消极对策。作为军事信息的传播者,必须正视和适应这一情况变化,把握新媒体技术条件下信息生成的特点规律,从信息数量和质量上抢占优势,以提高点击率为信息制作与发布的着眼点,坚持“以质量树立信誉,以点击量博取上位”的信息传播思路,确保军事信息的传播达到预期效果。

  任何技术的创新进步,其主旨虽都是为了解放我们人类自身,但在实际生活中,除去技术带来的便捷,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时常如影随行。唯有认识到新媒体在信息传播领域的负面影响,才能更好地把持军事信息传播的科学性、有效性。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新媒体技术在实现了交互功能、赋予社会大众以信息话语权,进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造成信息成几何基数的增长,增大了民众选择信息及进行信息判断的成本。传播学研究表明,过量的信息以及不同传播媒介对同一信息传播的目的性、准确性、指向性的差异,容易引起受众对信息重要性与有效性的怀疑,消耗受众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和时间资源。美军心理战指挥官就撰文指出:“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交流思想和经历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认知事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心理作战信息的投送效果受‘交互意识’的影响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趋势,促使未来的心理战策略必须作出相应调整。”

  毋庸置疑,新媒体技术为人们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以信息传播为武器的心理战的发展与运用,开辟了心理战的新形式、新领域。同时也应看到,在交互意识的影响下,信息选择与管控的难度增大,信息传播的效果更加难以预测,心理战发挥影响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增大。新媒体的互动式交流,易造成信息过载,加大了人们对信息选择、判断、使用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信息过多,就会导致我们不知道该看什么,听什么、信什么。对于有目的的军事传播而言,想引起目标受众的注意、使用并产生预想效果的难度加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媒体发展的规律:每一新媒体形态的出现,总是宣称将彻底终结老旧媒体,而最终的事实是,新媒体的出现只是对旧媒体的补充和重新定义而决非代替。新媒体的发展方向总是指向解放人类,给人们提供更多自由。时下,我们很少看到大众媒体被完全代替的例子,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要么合作要么竞争。新旧媒体并不是壁垒森严的两个系统,而是同属一个“扩展了的媒介生态系统”。研究未来媒体条件下的军事信息传播,需要我们正视这个更大、更复杂的媒体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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